重庆移动利益链：设备商掮客关系户共同寄生

　　随着沈氏父子的落马，显现出一条寄生于重庆移动上的利益链。这条利益链的背景是中移动在国内庞大的移动通信市场中所占据的支配性地位。利益链一端，既包括老牌电信巨头西门子、爱立信，也涉及新崛起的中国企业，他们通过中间人，以巨额回扣获得电信大单；而中间人，除了掮客如代理商毛节琦外，还有沈力这样的“关系户”，直接成立公司将沈长富的权力变现；利益链顶端，则是移动公司高层制约不足的巨大权力。

　　寻呼业“商机”

　　中国电信(微博)行业在1998年前后经历了一轮政企分离的改革，1999年2月，国务院通过中国电信重组方案。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下称中国电信)及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相继挂牌。而在原中国电信移动通信资产总体剥离基础上组建的中移动，对其所在市场仍占有支配地位。

　　沈长富，生于1951年5月，为四川垫江(1997年划归直辖市重庆)人，自1971年开始在重庆电信局工作，1989年6月升任四川省重庆市电信局无线通信分局副局长，三年后任分局局长。

　　当时手机尚未出现，寻呼机业务方兴未艾。在政企不分的体制下，地方电信局及其分支机构承担了电信企业的角色，负责购买和销售寻呼机、设立无线寻呼台。沈长富成为手握实权的副局长后，权力变现的诱惑也纷至沓来。

　　一是设备“回扣”。据检方指控，1990年至1998年，沈长富认识了金邦贸易公司总经理薛汉明，由后者的公司向重庆电信局供应寻呼机，每台给予沈长富回扣5元钱，后涨至每台10元钱。

　　二是在收购公司时收取好处。1998年，重庆市电信局先后收购了薛汉明所设立的981无线寻呼台的股份和香港友邦电讯有限公司所控制的重庆奥斯通讯语声技术有限公司股份。在这次收购过程中，已担任重庆市电信局副局长的沈长富受托向谈判人员打招呼给对方“适当的价格”。为此，他获得被收购方百余万元贿款。

　　采购权交易

　　随着手机市场呈现大幅增长，中移动也逐渐成为三大电信公司中最风光者，其对于设备采购和各项电信服务的巨大需求，使国内外设备商趋之若鹜。但中移动内部公司治理对权力的制约却显不足。

　　1999年，重庆移动成立，沈长富身兼董事长、总经理和党组书记，拥有对重大事项的最后拍板权。

　　作为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商，爱立信较早开拓中国市场。1985年，香港长远贸易株式会社(下称长远贸易)与瑞典爱立信公司总部签订合同，担任爱立信总部的高级顾问，具体负责中国市场的是时任长远贸易总经理毛节琦。

　　毛节琦在中国西南市场经营多年，是四川移动原董事长李华的最大行贿人，从2000年至2010年，其行贿金额共计1173万元。期间，经李华签字与爱立信的合同金额即高达60余亿元。

　　李华被抓后，毛节琦随之被控制，并牵落沈长富。检方指控，毛节琦共向沈长富行贿八次，总金额达1747万元。这些贿款，主要是设备采购的“回扣”。

　　根据毛节琦的供述，1996年下半年，毛节琦认识了时任重庆市电信局副局长沈长富。当时，重庆电信正在采购通信设备以单独建立移动通信网络。为了让爱立信拿到订单，毛节琦先后分四次将141万余美元“回扣”打入沈长富在香港指定的账户。此后直至2008年，二人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从重庆移动成立的1999年到2004年，中移动在采购方面并无统一标准，不仅集团和省级子公司有权采购，而且各级区县分公司亦可自行采购。在这样的体系下，各公司在采购上收取回扣很难得到监督。

　　2004年，中移动进行集中采购改革，取消区县分公司的大事项采购权，将采购权集中在集团和省级公司两级。中移动官方消息显示，到2009年底，其总部和省公司两级集中采购总额约占全集团物资采购额的95%，其中总部一级集中采购占80%，累计招标采购金额达2512亿元。

　　改革后，一方面区县分公司采购权收至省级公司，在集中采购总额中，省级公司仍占到20%；另外，为调动各省公司采购工作的积极性，中移动又制定了“投标资格预审”管理办法。潜在投标人，可以通过“有限公司受理”或“省公司受理”两个途径完成预审。

　　“有限公司受理”是指由潜在投标人向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下称有限公司)申请预审并提交申请材料，有限公司初审合格后委托部分省公司组成审查小组，进行现场审查，并向有限公司提交审核报告。

　　而“省公司受理”指的是由潜在投标人向省公司申请预审，省公司审查合格后向潜在投标人出具推荐证明。

　　后种模式下，需要有两个以上省级公司推荐，且仅在当年有效。

　　按照中移动的说法，“投标资格预审”的目的在于投标前剔除不符合条件的潜在投标人。

　　也就是说，在“预审”环节，设备商无法绕过省级公司而获得资格。此外，集团公司的采购，也是根据各省报上来的需求而定。

　　在这种情况下，集中采购改革并未影响沈长富和毛节琦的“合作”。毛节琦按订单金额给沈长富计算回扣，沈长富则在采购单或者预审证明上签字。但这一期间，回扣并未直接给沈长富，而是暂存在毛节琦处。

　　2005年以后，华为和中兴等国有品牌高速增长，国际电信巨头独占中国市场的情况发生变化。电信行业格局的变化，也改变了二人的关系。

　　至2008年，重庆移动已较少采购爱立信的设备。沈长富告诉毛节琦暂时“中止关系”，将此前的回扣结算。当年毛节琦一次性将600万港元打入沈长富的账户。此后二人交往渐少。

[NextPage]

　　沈力空吃饷

　　随着爱立信份额的降低，华为崛起。庭审证据显示，后者2G产品在重庆移动市场份额中排名第二，而3G产品则占据第一，在70%以上。2003年到2010年，重庆移动对华为的订单达到27亿余元。沈长富称，华为之所以份额上升，与当时公司对民族品牌的支持有关。

　　但据检方掌握的材料，华为在获取订单中，亦通过特别渠道对沈长富予以“表示”。

　　2003年7月，沈力从英国留学归来，先在其父安排下经营公司，两个月失败后，再经沈长富介绍，沈力经过招聘进入华为，培训后被派驻华为公司成都代表处。两个月之后，沈力便不再上班。

　　但华为仍然为其发放薪水直至沈长富事发。按照相关人的证词，该公司为沈力向人力资源部提交虚假考勤，并足月发放薪水，按年提供丰厚奖金，共支付了131万元。

　　沈力本人认为，自己尽管不去上班，但仍然给华为公司做了几单业务。他辩称，“曾经卖过几千万元产品给成都电信局”，也曾和他人“一起卖产品给广西电信，合同金额有1亿多元。此外还有一些小的合同”。

　　但后来，沈力自己也认为华为给自己发工资有些“不对头”。他对沈长富说：“华为还在给我打钱，你和他们说一声，让他们别再打了。”沈长富向检方称：当时我可能有些贪心，所以也就没去处理。这笔钱因而被指控为沈长富单独犯罪的受贿金。

　　沈长富则不承认给华为牟取了利益。他在庭上称，华为产品按照中移动的采购体系，大部分设备由集团采购；对属于省级公司采购的部分，也经过会议和招投标程序，并未提高采购价格或者提高华为的份额。

　　好友刘卫

　　据检方指控，四川冠达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下称四川冠达)法定代表人刘卫贿赂沈长富和沈力的金额包括66万元干股和1309万元“分红”。

　　和毛节琦这样的掮客不同，刘卫是沈长富多年好友，凭借二人良好的关系，他成立的公司直接将沈长富手中的权力变现。

　　刘卫，1985年从重庆邮电学院毕业，毕业后被分配到成都市电信局。1990年至1996年在成都市电信局信息部工作，主要负责技术。

　　1993年，时任成都电信局信息服务部对讲机部主任刘卫在一次接待活动中认识了沈长富，此后二人一直保持联系。1996年，刘卫下海创立了成都东讯电子工程有限公司(下称成都东讯)，主要从事对讲机系统、传呼系统、无线基站系统的安装和调试业务。

　　1999年下半年，中移动开展手机室内信号覆盖建设项目的启动工作。刘卫前往重庆，和重庆移动签订了第一笔室内信号覆盖设备供应及工程建设合同，标的为92万元。

　　按照刘卫的说法，由于他和重庆移动时任副总经理的关系不好，施工遭到阻挠，且接不到新业务，于是他找到老朋友沈长富，希望成都东讯能获得关照，在重庆移动多承接业务。

　　沈长富听后表示“知道了”，并让其找刘卫的同学，时任重庆移动网络部经理周敏办理业务。此外，他还给相关人打招呼，称“东讯技术好，刘卫责任心强”。

　　此后，“他(沈长富)把我(刘卫)看成自己人”，成都东讯承接的重庆移动的室内信号覆盖设备及建设工程等业务也逐年增加，2002年至2010年每年达2000多万元。2008年开始，东讯公司开始做重庆移动的3G工程。

　　2003年7月，沈力回国后，在沈长富的安排下，刘卫出资120万元，成立了成都市冠新通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成都冠新)，沈力虽未出资，却占据55%的股份。该公司主要销售重庆移动下属公司生产的无线座机。

　　但由于“质量差”(刘卫说法)，这个公司两个月后基本停业。

　　“量身定做”

　　成都冠新的生意虽然失败，但为沈力和刘卫进一步合作打下基础。

　　2003年，中移动提出可以找专业的代维公司来维护移动网络，重庆移动因而准备对全市移动基站的维护进行分片区外包。重庆移动当时将全市分为六个片区：主城、北焙、永川、万州、涪陵、黔江。

　　刘卫找到沈长富，提出希望承接一个片区的基站维护工作。沈长富表示“知道了”，并提到沈力不再想在华为公司上班，有意出来自己做生意，但没有资金。刘卫马上表示，可以组建一个新的平台，专门做基站维护业务，让沈力参与，并“保证把沈力带好”。

　　根据沈长富的证言，在刘卫找来之前，因为基站代维业务“比较稳定，操作简单，利润空间也可以”，他已经在考虑让沈力从事这一行业。

　　2004年2月，刘卫和沈力成立四川冠达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下称四川冠达)，注册资本150万元，沈力占55%，由沈长富的姐夫汪晓诚代持(后由于沈长富反对，改为其母王跃明高中同学田丰明代持)；法定代表人为刘卫的妻子姚玉惠(后变更为刘卫)。对此，辩护律师认为，沈力经由刘卫垫资取得的股份是真实的，沈刘二人只是借款关系。

　　此后，沈长富通过打招呼、选择弹性程序、修改招标条件和动用最终拍板权等一系列方式，使并不具备资质的四川冠达最终中标。

　　其时，重庆移动的基站代维业务分试点和正式招标两个阶段。按规定，这两个阶段都需要招投标。

　　由于四川冠达刚刚成立，一无业绩，二无资质，不满足重庆移动对于代维公司的要求。于是沈长富找到网络部经理周敏，要求其不仅要考虑业绩和资质，也要考虑公司的历史沿革和对当地业务的熟悉程度，并提及，刘卫又成立了一家公司，用的是成都东讯原来的技术人员。周敏当即表示：“我知道怎么做了。”

　　于是，在沈长富的安排下，网络部决定未经招标直接指定四川冠达为万州片区的试点公司。

　　刘卫选择万州片区有两个考虑：一是成都东讯曾在万州做业务，对当地比较熟悉，能节约成本；二是通过试点获得竞争优势，为正式拿到该业务做准备。

　　代维半年后，按规定应开始正式招投标，网络部也准备好了万州片区的邀标书，并向沈长富请示。重庆移动对投标公司的要求是：施工单位必须具有原国家邮电部通信工程施工二级以上资质，具有实际维护移动通信网络的经验和业绩，并在业内得到好评；投标者资产在合同金额以上。

　　但是，四川冠达当时仍未取得资质，沈长富延迟招投标，让四川冠达继续试点。

　　2004年8月，刘卫出资将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500万元，并取得三级施工资质。2005年5月，在沈长富授意下，重庆移动网络部修改限制条件，为四川冠达放行。包括四川冠达在内的五家公司被纳入邀标范围，该名单经向沈长富请示，得到同意。

　　按照程序，各被邀标公司投标后，网络部需牵头组织公司财务部、纪检部门、战略规划部等进行初评，然后上报董事决策会进行决定。董事决策会主要参与人员包括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和党委副书记等。

　　在会上，沈长富提出，四川冠达实际上是成都东讯的施工技术人员，并且已经试点万州片区一段时间了，“效果还不错”。决策会其他成员皆同意让四川冠达承接万州的业务。

　　该合同有效期为一年，每年都须评估后决定是否续签。具体程序是，重庆移动根据《基站代维考评办法》，由网络部根据日常对代维公司的考评情况提出续签代维合同的请示，报给当时分管副总或者沈长富审批。网络部根据批示与代维公司商务谈判，将谈判结果形成报告提交董事决策会，董事决策会讨论后由沈长富最终决定，之后再由网络部与四川冠达续签。

　　根据检方指控，沈力从四川冠达分过三次红，获1309万余元。刘卫多次让沈力向沈长富“吹吹风，不要把标搞掉了”。沈力也多次向沈长富要求支持刘卫。

　　刘卫的证言显示，2004年万州片区基站代维业务的合同金额为数百万元，2005年增加到1000多万元，2010年达到2000多万元。按毛利3成计算，四川冠达获利达3000多万元。

　　沈氏父子被羁押后，刘卫亦因涉嫌行贿被捕。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三位律师孙渝、刘沛和程伟为沈氏父子分别做了罪轻和无罪辩护。

　　另据《财经》记者了解，刘卫已被起诉至重庆市大渡口区法院，不日将开庭审理。